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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建研究(2017)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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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6-26 09:53来源:宣讲家网

2017年第1期(总第154期)

中央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研究会

2017年2月13日

●论文选登

加强党的领导,弘扬长征精神

——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唐双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要从完整意义上认识和研究。它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困难的情况下,在最广泛空间同时与国民党军队、恶劣自然条件、党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对少数民族及地方群众进行教育争取,以及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它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军事、民众与共产国际“认可”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对红军长征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和系统性总结,并通过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从而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不竭力量源泉。

一、以“四个主要目标”为基本口径,完整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九一八”事变后,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四个主要目标为基本口径,共有十一支红军队伍先后进行了长途征战。这一系列长途征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一)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共有六支队伍进行长征

1.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约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由于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带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的意图。11月4日,随主力红军长征的中革军委下令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将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下辖三个师约一万人,任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方志敏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随后,先遣队北上皖南地区,但遭遇国民党军队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在艰苦转战中损失严重,寻淮洲在战斗中负伤牺牲。1935年1月中旬,先遣队向闽浙赣苏区转移,又遭国民党军袭击,主力部队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先头部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过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整编组成红军挺进师,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后来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

2.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是红军长征的主体和主力。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肩负起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在项英、陈毅带领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敌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伤亡严重。在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斗争,中央逐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胜利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后来的扎西、苟坝会议,决定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尔后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带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水草地,夺占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同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又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陕北奠定了基础。

3.红四方面军。为向外发展和同中央红军会师,原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5月初,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红四方面军约10万人开始长征;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央红军改为红一方面军;随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确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过草地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主要由张国焘率领。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于9月率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南下,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党中央先后召开沙窝、芦花、毛儿盖、巴西等重要会议,经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强调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在未果的情况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经俄界会议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期到达陕北。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转战川西甘孜地区,后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经党中央耐心工作及随右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推动,以及广大南下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4.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共17000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等率领下,退出湘鄂川黔苏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回旋转战上千里,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随后,推动并实现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部队仍保存13000多人,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损失最少的部队。

5.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红二十五军经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开始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并于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随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是长征中人数最少的部队,为主力红军起到了战略先导作用。

6.东征军(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935年冬,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战争有机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各军团渡过黄河,突破了阎锡山的晋绥军防线,分兵三路作战,取得一批战果。后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为避免不利局面,东征军于5月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东征战役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甘苏区得以恢复和巩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二)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共有三支队伍进行长征

1.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陷入国民党军“围剿”险境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原定的“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的意图无法实现,不得不实行长途战略转移,1932年12月,在翻秦岭,涉汉水,越巴山之后,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到1933年10月,川陕根据地的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四方面军也由刚入川时的1.4万余人扩大到8万余人。

2.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2年8月,红三军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1月初进入豫西南,11月下旬进入陕南,后进军鄂陕边界,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又沿鄂川边界南下,攻克巴东,继续南下,12月30日攻占鹤峰,结束了长途转移。两个多月中,红三军行程约3500公里,部队由1.4万余人减至9000余人。1933年底红三军进军四川,1934年4月游击川黔边境,1934年5月进入贵州。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红三军此时已经不足3000人,红三军的领导重心开始倾向贺龙和关向应。红三军进入贵州后,在贺龙领导下士气大振,进军顺利。1934年10月27日,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按中央命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以川黔边区为根据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3.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应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湘西的红三军会合。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经过2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实现会师,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紧密团结,巩固扩大了湘鄂川黔苏区。

(三)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西方野战军的长征

1936年5月,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等部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中,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西路军的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为打通国际通道,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关键一环,共产国际也决定在今外蒙古南部边境向红军提供一批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作为宁夏战役的一部分,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个军渡过黄河,准备参加宁夏战役,但同河东的红军主力间的联系很快被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停止执行。11月5目,红军总部电令河西部队,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与此同时,绥远战事爆发,日军支持伪蒙军向百灵庙发动进攻,在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援助已不可能。因此,共产国际考虑经过新疆援助红军,并将武器弹药等物资运到哈密,由红军接收。随后,“西安事变”爆发,苏联认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改变了原来的承诺,致使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滞留苏联境内达5个月之久。期间,孤立无援的西路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陷入殊死搏斗,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部队大部损失,总部率余部2000余人分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后徐向前先行撤回延安,陈昌浩回到湖北,王树声等经内蒙撤到延安。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下尚保留400余人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应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分批返回延安。

综上,上述十一路红军的长途征战从广义上讲都属于长征,都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路红军的长征有时身负多重任务,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开辟根据地(包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等因素,其他长征队伍也都有开辟新根据地或与其他红军会师的因素。红六军团同时具有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目的,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且在征战途中为中央红军吸引和调动了大批敌人。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至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前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应对国民党围剿。此外,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以艰苦的斗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意义重大;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二、关于红军长征的五条战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在五条不同的战线上同时进行斗争和工作,包括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同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思想进行斗争、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等等,其中每一条战线的斗争和工作,都极其艰苦卓绝,可歌可泣。

(一)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长征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为了阻挡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国民党蒋介石先后调动了300多万重兵,包括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等,其中包括陆军、骑兵、空军等,沿途千方百计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各路红军斩尽杀绝。与国民党军队相比,红军不仅在兵力上相差悬殊,而且在装备上也居于绝对劣势。长征中实力如此不对称的双方,几乎每天都有遭遇战。但是,在如此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经过一次次殊死搏斗,创造了一个个战争奇迹: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孤舟强渡大渡河,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红四方面军激战嘉陵江,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最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中,经历了大约120次主要战役、战斗,共歼敌40个团,击溃敌军数百个团,击落敌机4架,缴获长短枪3万多支、轻重机枪330多挺、火炮20多门、骡马约2000匹,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谓战况激烈,战果累累,红军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二)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

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自然条件对红军的考验也是极其严峻的。长征所到之处,无数的艰难险阻,不尽的险山恶水,其中一些峡谷激流、雪山草地可以称之为生命禁区,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红军渡过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条,翻越的主要雪山有20多座,还穿越了15200平方公里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把红军逼近雪山草地后,蒋介石曾断定那些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但是,无论是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的雪山,还是险象环生、泥沼密布的草地,都未能阻挡红军前进。红军在不可能行进的地方行进,在不可能攀登的地方攀登,以钢铁般的意志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马都翻不过去的老山界,红军翻过去了:鸟都飞不过去的大雪山,红军飞过去了;没有人烟的水草地,红军踏过去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没有吓退红军将士,反而将他们的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充分激发出来。红军将士锤炼和升华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谱写出一曲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壮歌。

(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

遵义会议前,临时中央奉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为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临时中央负责人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对不积极执行和存有异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途中,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同左倾错误路线和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而说理的斗争,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为后来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发展到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党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通过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芦花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四)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

在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苗、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为了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教育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把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并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提高各族人民的觉悟,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广泛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坚定不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一般都采取说服教育和积极争取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留下了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等许多佳话。

(五)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

长征途中,红军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这导致红军的装备和给养严重不足,粮食、医药、被服、弹药等都极度匮乏。红军进入草地前,要求每人带足10至15斤粮食,但不少部队只筹到一半甚至更少,进入草地后很快断炊。红军战士以树皮、草根、皮带、昆虫充饥,甚至将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食物继续当作食物,不少红军战士误食毒草、毒水而牺牲。没有衣服,没有药品,广大指战员靠一种精神境界顽强坚持,在不可能存活的条件下存活,在不可能生长的情况下生长,硬是坚持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综上,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重重跋涉,倍尝重重艰辛,战胜重重困难,一路奋斗,一路高歌,最终从江南走到了陕北。事实雄辩地说明,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对此,1935年七八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曾高度评价说:“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历史证明,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

三、关于长征的七个方面“奠基”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华,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雏形,使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并不断发展。长征是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经验弥足珍贵,意义重大深远,集中体现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军事、民众、国际等诸方面的“奠基”性上。

(一)思想方面:通过血与火的教训认清了教条主义危害,认识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性,为延安整风奠定了基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左”倾错误不仅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受损失,而且影响到各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1933年初,在国统区无法生存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在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极其被动局面;受挫后,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其结果使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长征中,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迫使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思考,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开始逐步改变态度。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为各路红军最终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进而打开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成果,为长征后不久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历史教材,使我们党和军队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不断取得革命胜利。

(二)政治方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重了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一开始就站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前列。

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始终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随即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西北,使中国革命重心由南方转到北方,使红军主力靠近抗日前线,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在我党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而在国共血战10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度倡导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和红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顺应国内局势,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顺应历史趋势,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以后,很快就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此不断发展壮大。

(三)组织方面: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历史形成的。而长征这段历史,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党内是一致的,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到农村去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有不同意见的。实践结果证明,提出并坚持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的毛泽东成功了,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领导者失败了,临时中央不得不从上海搬到苏区农村。到苏区的临时中央由于错误的领导,最后使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并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全党全军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后,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从大革命失败到长征胜利结束这近1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走过了一条异常艰难曲折的道路,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两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两次濒临覆灭的危险。在这两次大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对挽救党的危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中逐步形成。长征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领袖开始掌握实际上的领导权,形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雏形。

(四)精神作风方面:英勇不屈、顽强生存的精神,为我党我军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

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长途转移,而且是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异常严酷的自然环境,红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和昂扬的斗志,并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中由于条件限制,许多时候各路红军不能正常取得联系,但各路红军相信中央、服从随一方面军长征的中央指挥;遵义会议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后,虽然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一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事件,但最后在中央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企图,维护了全党的团结);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在日后成为我党我军作风建设的基因。

(五)军事方面:红军指战员的素质大大提高,为改编为八路军并夺取抗战胜利,最后形成解放军这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长征途中,红军作战频繁,历经各种战斗考验,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军事能力。在长征过程中,各路红军虽受到重大损失,但红军精华得以保留,他们历经艰险,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战争经验更加丰富,成为党和军队的栋梁之才;长征出发前或长征途中参军的新战士经过艰难转战,许多也都成了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经过长征,红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陕北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各路红军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对于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夺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成为改编为八路军的基础,也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

(六)民众方面: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红军,在自身也很贫困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地支援红军,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并踊跃参军,谱写了党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红军在所经过的许多地区,还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武装,在红军走后仍然坚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统治者。这些在长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逐渐壮大,为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国际方面:为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提升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往往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实行。长征之后,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使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独立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推动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因此,毛泽东后来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同时,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年的转变,并反思自己远离中国实际情况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失误,从而认可了中国革命应由了解中国实际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征和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仍将难以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也不会得到迅速提高。

综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基础,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四、结论与建议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是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对于长征,我们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通过诸如积极申报红军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红军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式,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共同遗产。

(一)需要从更广的视野和历史的高度对红军长征进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

1.要全面研究界定红军长征的基本构成。长征不只是红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九一八”事变后,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四个主要目标,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等在内的十一支红军队伍所进行的长途征战。这一系列长途征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2.要全面深刻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容。长征不只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艰难的战略转移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而且同时在五条不同的战线上进行斗争和工作,既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也有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思想进行斗争、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克服自身的装备和给养不足,涉及到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民众等各个方面。

3.要着重研究红军长征的精神。红军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评价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长征胜利结束了,但长征精神要永远流传下去。中华民族缔造了长征精神,也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

(二)应该通过更大规模的宣传教育使红军长征的精神成为全民族的精神

1.要深刻认识长征精神的历史意义。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许多进步人士欢欣鼓舞,大批进步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长征在世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斯诺、史沫特莱等奔赴陕北报道长征,白求恩等来华支援中国革命。长征的巨大影响力,直接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

2.要充分认识长征精神的现实价值。长征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以说,正是有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长征精神的关键一条是“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虽然历史条件与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但长征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长征精神特别要认识“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征途上,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3.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并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新的长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和延伸。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使之成为全民族的精神,续写新长征的篇章,对于推动新长征的胜利,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积极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长征路线应积极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具有科学、审美、文化价值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历史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严格的标准,诸如能够为一种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特殊的见证,能够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能够与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或现行思想或信仰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等等。以此来审视长征路线,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因此,我们应积极申报长征路线为世界文化遗产,让世界人民领略长征的精神魅力。

2.长征精神应积极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高度凝结,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时至今日,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因子。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个性文化的“活”的体现,长征精神应当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之,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困难之巨,影响之广,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通过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可以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寻求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期责任编辑  梅晶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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