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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讲 李扬: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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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1-29 10:05来源:中国出版网

中国出版网讯  10月17日上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5年第10讲(总第78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多功能厅)举行。本期讲座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作了题为《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总局纪检组长李秋芳,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尚之,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七十八讲(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从读书学习的角度,我们今天请李扬教授主讲,主要帮助大家搞清楚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新常态,新常态的概念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旧常态,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国内和国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有什么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差异。二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内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什么状态,说是在合理区间运行,也面临着下行较大的压力,大家觉得还是有点抽象,下行压力怎么比较大,怎么对冲。三是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战略总布局的前提下,不仅应该对自己的国内经济形势心中有数,而且应该对国际的经济形势和动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和了解,以便于我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更好地用好两种资源,扩展两个市场。相信李扬教授的学识和科研成果,能够给大家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和滋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扬(邓杨/摄)

李扬教授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深入浅出的讲解了新常态的概念溯源、作为长周期现象的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经济新常态:长期停滞、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性减速、引领新常态这五方面内容,为现场听众上了一堂精彩的经济学理论大课。

一、概念溯源

李扬教授讲到,新常态这个概念源自国外,其经济含义,主要指的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默罕默德·埃里安(El-Erian,2010)在其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其主要表现,就是“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自那以后,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须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在国内,新常态概念和国际上的出发点不一样,指的是新阶段、新常态。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一次用新常态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他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到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循名责实,国外和国内的新常态概念虽有相通之处,其本质却大异其趣。相通之处在于,国内经济新常态显然受到全球经济新常态(新平庸)的强烈影响,两者具有同步性。不同处在于,

国外新常态充满了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无奈,甚至是对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恐惧;国内新常态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它表达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并指出了经济长期发展的美好愿景及实现美好愿景的现实路径。李教授指出,新常态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状态便是新常态。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动态优化过程。

二、作为长周期现象的全球经济危机

“周期理论”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意思是存在着长度为50 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科技革命和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其主因。经济周期是工业化社会的现象。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已经历了五轮长周期。第五轮周期上升期发生在1987~2007年,此间,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新经济”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李教授特别指出,我们切不能忘记紧随其后反复出现的冷酷事实——在一段较长的繁荣期之后,必有一段较长的下行期相伴。更不能掉以轻心的是,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短则近十年,长则延续三十余年。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

三、全球经济新常态:长期停滞

经过了7年经济危机的全球经济恢复仍待时日,仍然处于弱复苏、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状态。

2015年6月12日,世界银行再次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3%降低到2.8%。2015年9月18日,美联储宣布9月仍不加息,因为经济恢复仍不稳定,且全球经济运行增加了新的下行压力。

悲观的原因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非同步,政策倾向南辕北辙,致使大宗产品价格变动不居、利率水平迥异、汇率变动不居、国际游资肆虐、息差交易盛行。二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均程度不同地陷入“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致使经济恢复逡巡不前。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局部战争频仍。四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已应付不了传统的挑战,更难应对非传统挑战。近年来,全球举行的峰会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世界仍不安宁。五是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未见起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普遍下滑,并呈长期趋势。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性减速

与发达国家以及广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其中,产业结构变化和生产要素结构变化,居主导地位。过去30余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不断变化,导致了“中国奇迹”。我们称之“结构性增速”。如今,仍然是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称之“结构性减速”。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经济成长阶段推移的结果。它区别于周期性,更区别于政策性。这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制造业已趋饱和,人口和资源开始向服务业转移。然而,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中国尤甚。服务业比重上升,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下降并拖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二是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在过去30余年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然而,人口红利消逝、传统工业化结束、消费率缓慢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等,已使得无通货膨胀的资本投入呈逐渐下降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过年均26%直落到2014年的16%左右,2015年上半年更降至11.4%。技术进步的动态仍然令我们失望: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长期挑战。

三是创新能力不足。当基本完成了以赶超为目标的“学习课程”,并接近国际科技前沿时,或,国外已没有系统的东西可供学习;或,面对中国崛起,发达国家已开始对我进行全面技术封锁面对此状,我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全面转向自主创新。

四是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环境曾被我们认为是可以粗暴“忽视”的外在要素,然而,雾霾挥之不去,食品中重金属超标,饮用水污染等等,都对我们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提出了挑战。当我们考虑到资源约束问题,并着手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中国经济增长函数中就会内生地增添了资源环境约束的负要素。这指的是:我们通过对各类生态环境指标设定阈值,事实上在增长和生态优化之间确定了负相关关系。

五.引领新常态

李扬教授指出,引领新常态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投资要偏向消费和生态建设。要向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包括教育、健康、文化、医疗保健;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同时需要有加速折旧相配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投资。要解决好债务依存度过高和资金成本过高问题,要让让民间资本发挥主导作用。

二是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中国已不可能依靠要素规模驱动来支撑未来发展。今后,必须不断提高要素质量,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引擎。关键在于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彻底摒弃政府比市场、比企业聪明的观念。创造并维护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体系。

三是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环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目标,我们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战略安排,其中,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无疑居于中心位置。总的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诚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应积极寻求有所作为:“做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四是向生态文明建设要经济发展。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了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绷得不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五是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相当长时期中,由于片面追求速度并因而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私人资本、国有资本皆然。这使得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收入占比过低以及劳动者社会流动性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助于弱化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现场签名(邓杨/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谈到,今天李扬教授讲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渊源、本质、现象、困难、希望,讲到了工业革命和农耕时代的根本差别,讲到了三种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实体经济相关的关系,演讲充满理论的元素和理性的元素,可以说,为我们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

概括起来,可以用“五性”来理解,即差异性、客观性、复杂性、特殊性、可行性。

“差异性”就是西方的新常态理念和我们中国的新常态内涵和外延有着本质的差异。国际上西方社会讲新常态意味着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等特征,甚至意味着无奈和恐惧,而我们讲新常态意味着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决心。“客观性”主要是根据国际上比较公认的经济发展周期长的理论。世界经济现在处在第五个周期的下行阶段,这种新常态带有某种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复杂性”是指这种客观性的表现比较复杂。发展方式与结构的严重扭曲,超常规的调控顾此失彼,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主要的经济体处在长期停滞的状态,所以主要的经济组织对经济预测不断下调。“特殊性”是与国际上的新常态相比较,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结构性的减速,这种结构性的减速包含着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这种积极内容的实践既要求我们承认经济长周期的客观性,同时也要充分的发挥国家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可行性”就是引领新常态,特殊性的落地问题,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问题。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领域相应转型,要求创新机制的市场推动,摒弃政府比市场、比企业更高明的理念。要求构筑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要求我们向生态的改善,寻求生产力的发展空间,要求我们就包容性的增长争取针对性对策。总之,经济新常态既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难得的机遇,又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和美好的前景,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审时度势,有所作为,大有作为。

据主持人介绍,2015年第11讲(总第79讲)读书讲坛定于11月14日举行,届时将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主讲《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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