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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讲 金一南: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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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1-29 09:50来源:宣讲家

中国出版网讯9月12日上午,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2015年第9讲(总第77讲)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机关多功能厅)举行。本期讲座特邀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金一南,作了题为《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的演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总局纪检组长李秋芳,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寿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七十七讲(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金一南教授是第三次登上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的讲坛,邀请他演讲“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这一主题,具有充分的必要性。第一,因为抗日战争这个事件,这段历史,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讲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生死存亡之攸关。日本帝国主义和别的帝国主义不一样,别的帝国主义是侵占你的土地,掠夺你的财产,日本则是想亡你的国,灭你的种,是这样一种极端性质的企图。第二,因为抗日战争对我们党尤其不易。党和红军被国民党蒋介石围追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元气大伤,但风骨犹在,队伍尚小。此时此刻,他必须强忍着几十万战友、同志、亲人被屠杀的悲愤,和蒋介石集团建立统一战线。而且建立统一战线之后,还要在国民党的限共、剿共的卑鄙阴谋中最大限度地团结他们,对付日本侵略者。第三,对于我们中直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来讲,对于抗日战争的一般性了解、一般性知识是很不够的,应该有大尺度、宽视野、深理性、长距离的认识和把握。比如,抗日战争的起点应从什么时候算起?日本亡我之心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敌后战场,国民党是正面战场?中流砥柱的结论能不能站住脚?东方主战场的判断有坚实的根据吗?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就构成了请金一南将军教授作为演讲嘉宾的充分必要性。金教授的研究功力、历史的厚度、理论的深邃和授课的风采大家已经领略过,相信今天会更加出色。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博士生导师金一南(邓杨/摄)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分析更深刻的,是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所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

二、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在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是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叛徒张奚若是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以及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的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地质学家丁文江说过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四、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泛组织和深入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战争,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极大地推动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认识:为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没有民族危亡中现实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胜利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现场签名(邓杨/摄)

在互动环节中,对于听众提出的问题,金一南教授给出了精彩解答。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谈到,通过金一南教授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于三个方面问题的认识。第一,关于中流砥柱问题。好长一段时期,关于谁是抗战主力的问题有不同的声音。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绝对主力,共产党只是打擦边球而已。根据先生讲的这些情况,我们感觉到,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的确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概念,而是本质判断的概念。九一八事变以后,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第二年4月份,当时毛泽东作为主席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求通过民族革命战争驱走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中华民族具有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国民政府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在美国前一天(十二月八日)对日宣战以后才敢对日宣战。

第二,关于正面抗战问题。先生告诉我们,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又掌握着军队资源、抗战资源,说他是正面战场,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其中的抗战英烈也是值得我们缅怀的。但是,这个正面战场是经不起严格考量的。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完了之后,一直到七七事变,国民党究竟是抗日还是不抗日,态度暧昧。淞沪战役蒋介石在日军不断增派援兵的时候,却任我们的军队不断消耗殆尽,而把他的嫡系军队派往江西围剿红军,这就是他的正面战场一个案例。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底气不足,很是勉强。联想到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以8400人的兵力挑战近20万人的东北军,入侵东北、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对我新四军的残酷剿杀以及对八路军的断绝供给等等,可以说正面战场的名分是不怎么匹配的。

第三,关于民族觉醒。百年的沉沦是因为没有觉醒,为了民族的觉醒,多少志士仁人赴蹈汤火、前赴后继,不懈地努力,也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一直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使这种觉醒发生了质的变化与升华。中国共产党人以他的宗旨、他的理论和实践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唤起了整个民族和民众的觉醒。百年沉沦中,最要命的病症就是一盘散沙和无组织状态。所以,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运用人民战争的法宝,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必然的,是无可阻挡的。我们能否把这种民族觉醒很有效地转化成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包括文化自信,是值得在座的各位思考和践行的。

据主持人介绍,2015年第10讲(总第78讲)读书讲坛定于10月17日举行,届时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扬主讲《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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